• 2012-08-18

    商周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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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关注李劼兄的思想和文字,这是最新的一篇。俺很尊重许倬云先生,读过他差不多所有著作,但是,俺同意李劼兄的判断,“许先生不要说比之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大学者,即便比之二流史家,其历史洞察能力也乏善可陈。”

    略评许倬云《西周史》

    博主按语:众邀盛情,难以坚拒。然确实为难。不管怎么说,许先生以残疾之躯,拼将出这么一部史著,理当鼓掌才是。但区区实在不会客套,只能直言。希望不被见怪。或许期待过高,读完颇感失望。既有坚实的史料根底又有深透史识的西周史,看来只能有待后来者的努力了。此外,顺便提醒读者最好事先读一读网上流传的《中国文化冷风景》篇章,以免诸多重复问答。
     
    阅毕台湾学者许倬云的《西周史》,首先要廓清的是,许先生不要说比之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大学者,即便比之二流史家,其历史洞察能力也乏善可陈。好在许先生治史择取美国学府传统的实证方式,多多少少避免了其史识之短。
     
    许著《西周史》的实证特色在于,相当的唯物主义,侧重于历史的物性生成,淡化历史的人文内涵。许著对周室究竟起自山西还是陕北的兴趣,远远超过对周室一代代风云人物的研究,更遑论对殷商政治文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需要花费一番笔墨的姬昌,被许著置若罔闻似地排列在自古公以后的姬氏家族当中,与其子姬发(武王)、姬旦(周公)平分秋色,其政治思想和文治武功完全淹没在了流水账式的叙事里。
     
    也是因为流水账式的叙事,姬氏家族窥视天下的由来和夺得天下的经过,脉胳不清。季历被杀、姬昌被囚这两件商周间的重大事件,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连提都不提一下。至于姬氏家族内部的纷争和冲突,更是被作者若无其事地悬置到了九霄云外。
     
    许著也不在意文化与文明之区别。当许著谈到什么什么文化的时候,其实说的是文明形态。而当许著谈到文明的当口,其真正涵义恰好是与荒蛮相对照的开化状态。当然,倘若读者能够明白这样的异同,许著的不区分文化与文明的写法,也能够被接受。
     
    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当许著提及伯禹改禅让为世袭的时候,竟然只强调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而不指出其另一面:从禅让传统转向王朝世袭的专制趋势。对伯禹破坏政治游戏规则更是不着一词。不知是无意的疏忽,还是别有深意的春秋笔法。
     
    毋庸置疑,许先生此著确实做了很大的努力。虽然美国学府里随便一个三流学者,也可以做到这样的努力;但其中付出的辛劳,应该得到尊重。尤其是许先生以残疾之身躯,写出如此浩繁之著,更是难能可贵。但同时也有必要指出,许先生的实证努力只是蒐集了二、三手的史料。许先生既无考古经验支撑,亦无实地游历垫底,基本上是闭门造车。也就是说,看不出许先生这部《西周史》于出土文物、钟鼎竹简等等实物,有多少亲眼过目的积累。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来衡量,只见书文不见物据。许著看上去旁征博引,实际上却不过是剪辑和拼贴他人著述中的纷繁史料。笔耕是勤勉的,剪贴是细致的。只是由于许先生于第一手史料无多接触,故而其诸多引证,良莠混杂,真伪不辨;亦无轻重取舍,好像只要能够读到,全都可以一古脑儿地搬进其著述里。
     
    因为大都是二、三手的史料,许著恐怕经不起来自考古学专业接触第一手史料者的质疑。事实上,也确实有位大陆学者致信许先生,对许著一再提及的先周起源的钱穆说提出批评,请许先生以后不要再提推测性的钱说。许先生在书中公布此信,是有气度的。但这样的气度背后,又透出许先生骨子里并不自信。
     
    那么没完没了地剪贴他人之说,既可以看作是许先生对其他学者的尊重以及容纳异见的胸怀,也可以视为许著对诸多说法,了无己见。惟有在不得不表达史识时,许先生才坦言出自己“吾从周”式的心迹以及颂赞专制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比如,商周之交,西周史上至关重要的历史环节,许先生如此总结道:
     
    综合言之,周人以蕞尔小邦,人力物力及文化水平都远逊商代,其能克商而建立新的政治权威,由于周人善于运用战略,能结合与国,一步一步的构成对商人的大包抄,终于在商人疲于外战时,一举得胜。这一意料不到的历史发展,刺激周人追寻历史性的解释,遂结合可能确曾有过的事实(如周人生活比较勤劳认真,殷人比较耽于逸乐)以及商人中知识分子已萌生的若干新观念,合而发展为一套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历史观及政治观。这一套新哲学,安定了当时的政治秩序,引导了有周一代的政治行为,也开启了中国人道精神及道德主义的政治传统。
     
    这样的归纳,显然忽略了许多不该罔顾的细节,诸如殷商政治文化是什么样的承传,商纣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箕子是什么样的贤达,伯夷叔齐为何拒绝认同姬发的侵略战争。还有姬氏家族的一代代努力,姬昌的雄才大略,姬发的担当重任,姬旦的继承父志建立周制,姬氏兄弟之间的政治分歧等等。至于姬发为何打下朝歌要去拜访箕子,为何要刀枪入库,为何封地武庚,为何要设三监,为何委托姬鲜姬度两位亲兄弟佐邻武庚,许著竟然仅以怀柔一词,通通含糊过去。
     
    更为荒唐的是,许先生会认为,周人开启其政治传统是灭了殷商之后才被刺激出来的追寻历史性的解释,而不是早在姬昌就已然明确的政治蓝图。真不知许先生怎么解释周公姬旦在一次次的诰文中一再强调的,继承先考遗志。不仅如此,许先生还断定,周人开启的政治传统里,竟然还结合着殷商知识分子当时已然萌生的若干新观念。实在弄不懂许先生在说什么。是在说箕子的《洪范九畴》?假如是的话,那么箕子的那些新观念是能够被结合进周室开启的政治传统里的么?事实上,从箕子所说的《洪范九畴》里可以得知,殷商知识分子抱有的并非是什么新观念,而是从上古承传下来的老观念。那些老观念后来在老子《道德经》里,也曾有所阐说过。诸如崇尚无言境界,提倡无为而治等等。许先生显然既没有读懂《洪范九畴》,也没有读懂《道德经》,同样没有读懂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
     
    退一步说,即便是上述这么一个极其平庸的归纳,也充满混乱和自相矛盾。前面说周不如商,人力物力文化水平都远逊于商,后面却断言可能曾有过的事实是:周人生活比较勤劳认真,殷人比较耽于逸乐。这听上去有点近似于毛时代的大陆意识形态:贫穷的中国人民比较勤劳认真,富足的美国人比较耽于逸乐,喜欢用牛奶洗澡之类。照此推理,那么《清明上河图》中的宋人是不是也是活得太幸福了太逸乐了,所以会遭受勤劳认真的北方游牧民族用铁蹄践踏?
     
    至于周室那套新哲学,周公姬旦早就说得明明白白:尊尊亲亲。换句话说就是,等级制度;再加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央集权,此乃众所周知,许先生在该著中根本不必以“天命靡常惟德是亲”含糊其辞。至于后面那句“开启了中国人道精神及道德主义的政治传统”实在莫名其妙。这话算是说给美国学府的专家教授听的呢,还是说给两岸三地华人听的?假如等级制度、等级观念是人道的、道德的?那么人人生而平等算什么?不知许先生为何要如此刻意回避等级制度和不平等观念?与美国的立国原则有冲突、从而导致在美国同行面前说不出口?以此避免露出周孔伦理的真相从而有损孔子学院的脸面?或者许先生是真的就是这么认为的。但问题是,即便这就算是周室的新哲学,那么究竟是周公姬旦的新哲学,还是武王姬发及其另外两个弟弟姬鲜姬度的新哲学?须知,在姬家兄弟之间,政治观念很不一致。那场姬氏家族的内讧,与彼此间的政治分歧并非毫无干系。总之,商周之交许多诸如此类不可回避的历史细节,在许著里全都被一一忽略了。
     
    倘若起先以为《西周史》是部全然实证式的史著,那么读到这一段发现,并非如此简单。许先生其实是有剪裁的,剪掉了商周之交历史剧变的实质性内容,将周室如何确立中央集权制和等级制度的历史内容全然付阙。同时皇顾左右而言他,在可能有过一词的掩饰底下,骤然转向突出周人穷而勤劳、殷民富而逸乐的对照,以此为周室终结诸侯联盟的大一统找出历史必然性,定位成理所当然的历史走向,既符合普世性的人道精神,又合乎许先生所说的道德主义。前者为欧美学界喜闻乐见,后者当受孔儒信徒追捧。
     
    当然了,话说回来,许著《西周史》不管怎么平庸,毕竟还是史著,还没有荒唐到《封神演义》的程度。许著承认灭商是周室谋划已久的政治雄图,也注意到了《泰誓》的伪造和不可信。许著虽然以勤劳认真和耽于逸乐来分别描述周人和殷民,但并没有附和姬发之于商纣的指控,也不将妲己视作祸水或者狐狸精。不过,许先生同时并没有从姬发之于商纣的指控里,进一步指证出商周之间在制度、文化以及价值观念上的异同。比如姬发指控的第一条罪状,商纣允许妇女参政;缘由在于,周室有男尊女卑,殷商没有这种观念。指出这类异同其实并不困难,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已有诸多论说,而许先生显然是读过这篇论文的,只是似乎没有读懂该文在说什么。当然,也有可能是许先生不想谈论王国维文章中提到的殷商时代诸侯联盟与周室普天之下的区别。
     
    许著于西周史最为关键的历史剧变,商周之交和周公建制,全都语焉不详。商周之交的寥寥数语如上所述,有关周公建制,许著仅一句“周人在三监之乱后,始全力以赴,着手建立有效的统治”,便算是作了交待。姬家管、蔡两叔为什么会与商纣之子武庚站在一起反对姬旦政权,姬家兄弟间又如何互相对立乃至同室操戈,诸如此类的重要细节,在许著中大都阙如。这样的残缺造成的后果便是:那场政治剧变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影响,全都成为一片空白。有关周公建制,虽然史料稀少,但留存在《尚书》里的诸多诰文,应该不难引证。许先生是不是在回避什么?
     
    商周之交、周公建制,先由姬昌谋篇布局、并亲自东征西伐,再由二子姬发实施灭商大计、由四子姬旦确立尊尊亲亲和普天之下,此乃这段历史的核心内涵,却被许先生的《西周史》云遮雾障地兜来兜去地给兜没了。
     
    许著《西周史》转而关注的,是族群源起发展、社会组织结构、移民迁徙踪迹、生活或战伐器具等等的细节。这可能是许著的兴趣所在,也是许著于这段历史的重笔所至。这对将来有志于重新撰写这段历史的史家,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许先生在此著最后对西周历史得出的结论,却只好另当别论。
     
    ······于是周人的世界,是一个“天下”,不是一个“大邑”;周人的政治权力,抟铸了一个文化的共同体。周人克商,又承认商人曾克夏。这一串历史性的递嬗,代表了天命的交接,代表了一个文化秩序的延续。这是周人“华夏”世界的本质。中国人从此不再是若干文化体系竞争的场合。中国的历史,从此成为华夏世界求延续,华夏世界求扩张的长篇史诗。中国三千年来历史的主旨是以华夏世界为文化主流。四周的四裔必须逐渐进入这个主流,因为这个主流也同时代表了天下,开化的天下。


    又是文化的共同体,又是开化的天下。中央集权专制大一统,能够得到如此美誉,恐怕是史无前例的。许先生将此看作是华夏世界求延续、华夏世界求扩张的长篇史诗,然后四周的四裔按照许先生的美好想像进入了这样的主流,不管是骑在马背上的,还是开着坚船利炮过来的。这听上去倒是与解放全人类似乎有些异曲同工。难怪许著《西周史》要作上述剪裁,并且详略得当。看上去是很实证的,实际上是毫不讳言地表达了作者的憧憬和向往的。最后,许先生激情澎湃地如此断言:
     
    华夏文化体系,兼具坚韧的内部抟聚力,及广大的包容能力,遂使中国三千年来不断成长不断扩大,却又经常保持历史性共同意识。世界上若干伟大文化体系中有些有内聚力强的特质,如犹太文化系统;也有的包容力特强,如回教与基督教的两大系统。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却兼具两个特点,而且都异常强劲。
     
    许先生乐观到这种地步,足以让大陆或者焦头烂额或者忧心仲仲的朝野双方同时目瞪口呆。周室开创的专制传统被说成是内部抟聚力,并且兼具坚韧;始于有周的专制文化因此异常强劲,同时兼有内聚力强和包容力强的两大优势。既然如此强劲,大陆朝野还需要纠缠在改革不改革的死结上么?只消继续强劲下去就是。
     
    倘若说这是官媒上常见的腔调,那倒也是回事。因为没人当真。但这是出自台湾学者的手笔,并且还曾是美国学府的教授,其效果就完全不同了。在如此鼓舞人心的激励之下,当朝者似乎不必再为要不要改革操心,民众也无需期盼什么体制变革,有这么强劲的文化传承,到时候该兼容的兼容,该内聚的内聚,什么都能搞定了。
     
    所幸的是,这类总结性的华彩段落在许著《西周史》中所占比重不大。该著主体是实证性文字,由此提供了一定的可读性。然而,不可或缺的史料再翔实,也得诉诸含有史识性的历史叙事。遗憾的是,即便就儒家立场而论,许著的叙事部分也有失夸张。或许三联出版许著跟许先生如此豪迈的激情有关,一部《西周史》能够捎带大一统的颂赞,求之不得。于是辉煌登陆。受到一些体制内学者追捧也是情理之中。这,是要恭喜一下的。
     
    二0一二年八月十六日写于纽约哈德逊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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