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08-11

    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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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戏剧都向人们提出重大问题

    阿瑟•密勒的自传《时移世变》和伊利亚•卡赞的自传《人生一世》都还没有在国内出版,但都有过摘译,在《世界文学》杂志上。《时移世变》在1991年3期,梅绍武翻译;《人生一世》在1993年6期,高骏千翻译。

    1987年,阿瑟•密勒出版了自传《Timebends》。梅绍武先生翻译为《时移世变》。那一年,阿瑟•密勒72岁。他回忆《推销员之死》,“这出戏毕竟包括威利本人、他的两个儿子和他的老伴试图理解那种致他于死地的缘由。”

    1948年4月,阿瑟•密勒做过一次木匠活,在乡间别墅的树林里建造了一座小木屋。他需要一个隐居地,集中精力构思一出戏。这出戏就是《推销员之死》。

    阿瑟•密勒坚信,“伟大的戏剧都向人们提出重大问题。”他还需要“一种迥异的氛围来笼罩他的作品”。

    1947年,伊利亚•卡赞导演了阿瑟•密勒的《都是我的儿子》。那是一出社会问题剧,易卜生式的,还缺少那种“迥异的氛围”。这一年,伊利亚•卡赞又导演了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卡赞请密勒去纽黑文看演出。

    阿瑟•密勒从《欲望号街车》中感受到他向往的那种“迥异的氛围”,“回到纽约之后,我觉得自己被推动起来。”

    阿瑟•密勒建造小木屋就是为了写《推销员之死》。开始,他脑子里只有两句话和主人公的死亡。那两句话后来成为全剧的开场白。威利•洛曼神思恍惚,出了车祸(其实是企图自杀),他像往常一样,回家很晚。妻子琳达也像往常一样,等他回来。琳达在卧室喊:“威利!”威利在门厅说:“没事儿,我回来了。”

    阿瑟•密勒一个人建造小木屋,脑子里始终萦回着“没事儿,我回来了”这句话。没有人帮助,他只好先把樑木放在地上接好,再拉起来就位,然后用钉子钉牢。

    “一天清晨,我开始动笔。我一整天伏案写作,天黑后才回家吃饭,然后又回来接着写,一直写到深更半夜。第二天清晨,我完成了前半部-两幕剧的第一慕。我躺下来睡觉,这时才发觉自己一直在落泪。”

    阿瑟•密勒用八个星期写完了全剧。他把全稿交给伊利亚•卡赞后,整整两天都守在电话机旁,最后还是没有回音。“后来他终于打来电话,声调那么低沉,真叫人惊恐不安。”

    伊利亚•卡赞的自传《Elia Kazan:A Life》出版于1988年。高骏千翻译为《人生一世》。那一年,卡赞79岁。

    卡赞回忆,“我导演过的剧本之中,最喜欢的是《推销员之死》。最近(1986年)我重读了一遍,受到的震撼还像38年前第一次读到时一样-同样巨大的震撼,而且就在同一个地方,一开场,第二页上。我是个很能克制不让痛苦流露出来的人。可是当我翻到第二页时,眼泪就禁不住流了出来。一合上剧本,我马上拿起电话,对阿瑟说他的剧本‘要了我的命’。”

    卡赞说:“威利和家人之间的恩怨就跟我和家人之间的一模一样。阿瑟给我们刻画的这个人代表着他认为我们身在其中的制度的一切差错失误,却又要我们去同情、关怀、怜悯、甚至爱这个人。他更深入一步使我们感到了沉重的悲伤。”

    卡赞说:“阿瑟的这个剧本对我意义重大,它促使我更了解我父母亲。就在最近重读这个剧本时,它使我重新考虑我对待小儿子的态度,怀疑我是不是对他有足够的体谅。当小儿子告诉我多年来他总是担心害怕,怕我生气时,我很难受。我在照样重复父亲对我施加的压力。阿瑟的剧本使我认识到这点而感到羞愧。该死的剧本割在我最容易受创的地方。我是个好父亲吗?不是?那我为什么不能做得好一点呢?”

    卡赞说:“我导演过的戏中只有这一出戏的观众中有男人哭。我回想起演出完毕后听到抽泣声,其中多半是男人。”

    《推销员之死》创作于1948年,反映的是二十世纪30年代的美国。威利•洛曼代表了那个时代承受家庭重担的所有美国男人。今天,中国正处于美国当年那样的时代,大江南北,山河处处,我们的生活中,有无数威利•洛曼式的父亲正在为了家庭,到处奔波,身心交碎。

    给所有的父亲们敬个礼!并严重期待这两部自传能够完整译介到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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