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03-05

    把握文明冲突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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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本来要以“专业主义”为题,尝试写一组人物,只写了安定大哥一个人,尝试便告终止。贴在这吧。

    把握文明冲突的脉搏
    李安定和《车记》

    李安定是中国呼吁轿车进入家庭的媒体第一人。每个拥有轿车的中国人都应该读读《车记》这本书,你就会知道,你拥有这种权利,有多么曲折和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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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2月2日,我去万圣书园买书,在新书区,一眼看见李安定新著《车记:亲历•轿车中国30年》,毫不犹豫买下。
       
    我对中国汽车工业特别关注,源于两次拍摄汽车的经历,一是十多年前,拍摄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第一款企业片《中国别克的诞生》;二是前年,为世博会深圳馆,拍摄比亚迪总装车间。
       
    我有一个“命运礼物”的说法,与此有关。拍摄上海通用期间,有天北京大雪,我和摄制组在上海虹桥机场耽搁十五个小时,我买了两大厚本哈佛MBA案例,和十本MBA教材。也许因为正在拍摄的企业当时排名全球五百强第一名,这些书我一下就读进去,对最先进的汽车工业有直观体验后,又得到理论上的认识。除了收入,这种收获是意外的,也是额外的,这就是命运的礼物。

    李安定是上海通用汽车那批企业片的策划和顾问,但我当时没有遇到他。熟悉他是我结婚后,他是我老婆的多年好友,也是我尊敬的大哥。从此,一直读他的专栏文章,关注他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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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对汽车工业和李安定的双重关注,我迫不及待读完《车记》,感受可以用惊心动魄四个字来描述。
       
    这是一本新华社宏观经济记者著述的,中国轿车工业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历史著作,杨浪为这本书作序,称其是“国内第一部中国轿车史”。书名副题:“亲历•轿车中国30年”,杨浪称“不是官史”,李安定告诉我,“这些不是研究的结果,都是我自己参与的,是跟着走过来都能看到的结果,是看到的真相。”

    对我来说,《车记》堪称史诗。本书用编年史体例和一章一个主题的结构,从主管官员的决策,到汽车零部件的质量认定,再到全球化的产业环境,全景记录了处于农业社会的中国与作为工业文明结果的轿车之间的各种冲突,以及冲突的解决和融合。通过这些不断发生的冲突,及其融合,呈现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史诗景观。

    这是一本讲故事的书,不同时期的各种纠结和冲突,事件和企业,主要是通过人物呈现的,悲壮如中国汽车奠基人饶斌,失败如仰融,顽强如李书福,在我心目中,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英雄。

    我习惯用一句话来概括主题,不管是一部电影,还是一本书。《车记》,二十五万字,用一句话概括主题,就是呈现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冲突。

    从鸦片战争以来,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其实一直是这两种文明的冲突和融合,这种进程,一直到现在,依然还在进行中。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两种文明始终在剧烈冲突,有时甚至惨烈,融合也是贯穿始终,到入世,参与到全球化环境,中国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在这两种文明冲突与融合的进程中,轿车工业可以说处在最前线,是前沿阵地,从宏观到微观,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像脉搏的跳动,清晰、有力,反映出两种文明冲突的轨迹。

    李安定跟我说:“入世和汽车进入家庭,造就了中国汽车十年的爆发性增长,没有一个产业像汽车这个产业,这么爆发性的增长,从原来最计划经济的样板,变成一个完全市场化、全球化的产业。”
       
    《车记》,亲历的是轿车中国三十年,呈现的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种文明冲突与融合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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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安定是新华社高级记者,退休前是新华社国内部编委,经济新闻采访室主任。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之际,李安定进入新华社国内部工业组,成为一名报道宏观工业领域的记者。无论时间点,还是工作位置,李安定都是幸运的,他说过,“这正是中国变革的分水岭,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步。”
       
    从那时到现在,作为改革开放的全程观察者,他报道了诸多重大经济决策和历史事件,记录了无数个“第一”,如他自己写过的,“第一批在职部长的隐退、第一代时装模特登台、第一桩管理体制弊端的曝光、第一次张榜招贤选拔干部、第一回预测市场、第一架客机试飞、第一批洋货立足中国的申述、第一批国产轿车建点的疾呼、第一次轿车进入家庭的呼吁……”
       
    现在的人们也许不能理解,中国在新闻里第一次用“软件”这个词,也是从李安定开始的。李安定告诉我,当时新华社新闻里只许写“程序”,不许写“软件”,他认为这不对,就应该叫“软件”。于是,他专门在一条新闻里写道:“硬件相当于算盘,软件相当于口诀。”从此,“软件”这个词进入了新华社的词库。

    到目前为止,李安定的职业经历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进入新华社国内部工业组,作为宏观经济记者,开始广泛报道各个工业领域,纺织、航空、造船、兵器、、电子、机械等等,回顾那一阶段,李安定对我讲,他是完全融入到记者这个身份里去,在新华社发的新闻就是他自己要说的东西。他真是倾心的去做每一件事,甚至别人不敢干的事他都敢干。迄今为止,他是唯一中国客机单机第一次试飞时,跟在机舱里的记者。

    很快,李安定成为出类拔萃的记者。新华社在全国有很多分社,有些分社领导并不认识李安定,对新记者的建议都是:你要写好新闻,就要像李安定那样去写。
       
    后来,李安定担任新华社国内部经济采访室主任,负责所有的宏观新闻采访的记者调度工作,这是一九八九年之后,李安定跟我说,“这时,上面开始压很多,你应该写这个,你应该写那个,越来越觉得写的不是我要写的东西。”这是第二阶段。
       
    之后,李安定做出一个决定,辞去经济采访室主任。这样的事在新华社从来没有过,很多人都觉得不能理解。谈及辞职原因,李安定对我说:“这是一次主动选择。当时我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再排下去我就得升官,我排在最前头;另一个就是辞职,我说我当个机动记者,去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

    那是2001年,那一年,正逢中国入世。李安定辞去职务后,又面临很多选择,好几家报纸请他出任总编辑。他选择留在新华社,作独立的汽车专栏作家,在新华社、《经济观察报》和《中国周刊》等多家报刊开设汽车专栏。他的“门外车谭”是新华社历史上第一个个人专栏。他也是新华网首席顾问、新浪汽车首席评论员。他和跨国公司、中国汽车主管部门、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算是李安定职业经历的第三阶段。李安定被公认为“汽车媒体”中最具权威性的汽车评论家,我总结他奉行的原则有三点:独立、专业主义和建设性。李安定跟我讲:“独立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不是去阐释官方的观点,我是在评价官方的观点,甚至我是在不断批评官方的观点。”

    专业主义意味着个人兴趣,了解你写的领域,还有专注。李安定对我说:“同样的了解,我也可以倾注于航空业、倾注于模特业,但是我选择了汽车。从90年代中期,和通用、大众、丰田等跨国公司掌门人的沟通,更让我获得全球眼光。沟通不是采访,你的观点能让对方信服、受益,你才会得到认可。”
       
    而作为“局内人”,李安定始终坚持建设性。在汽车工业领域,李安定以“反对派”著称,上到国家主管领导下至行业官员,他都坚持“对的”,他认为“不对”的,就据理力争,旗帜鲜明。他跟我说“我是站在体制内去批评体制”,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不仅不认为自己是反对派,而且觉得他发出的声音应该是主流,“我应该比官方还官方,这是个挺特殊的视角。”
       
    多年来,李安定出版过好几本书,《千手千眼:中国变革台前幕后》、《中国模特》、《家庭轿车诱惑中国》和《门外车谭》等,《车记:亲历•轿车中国30年》是他最新出版的一本书,也是国内第一部中国轿车史。这标志着李安定职业经历的第四阶段,从一个改革开放全程的亲历者和报道者,变成这段历史的记录者和总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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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写这篇稿子,我专门采访李安定,我说,我有很多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个问题:“作为第一个完整记录中国轿车工业发展历史的人,为什么是你?”

    我好奇的是李安定个人生活中的转折点,那些决定每个人命运的,那些必然性和偶然性。
       
    李安定说,必然性和偶然性都有。他2009年10月,从新华社退休,这个日子对他不是一个分水岭,他跟我说,“杨继绳十年前对我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新华社不用,社会用;社会不用,自己用。我以为,社会用,退休就不是个界限了。”

    对于李安定来说,真正的划界,应该是2001年,那时他辞去了国内部经济采访室——新华社最重要的采访部门之一的主任职务。别人认为那是一个天天接触党政高层,机会无限的美差,他却并不大喜欢。他不愿意管人,也不愿意被别人管。对于他的辞官,新华社很厚道,给了他一个国内部编委的头衔,由着他一头扎进他乐于钻研的汽车产业。

    《车记》使李安定具备了两种身份,报道者和历史写作者。业内很多人对他说,这本书,除了你,别人写不出来。关于这点,他对我说:“的确,30年,我一直站在汽车业最高层观察中国汽车,持续得窥汽车高端决策,亲历众多历史事件。80年代到90年代,能够和汽车业决策层完全‘没有秘密’地沟通,只有新华社总社记者才有这种可能。”

    而进入新华社,则是李安定命运中最大的偶然。

    李安定为我讲述了他这不太为人所知的一段。那时,他结束知青生活,回到北京,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年轻作家,在北京出版社,负责联系他的编辑也负责联系刘心武和陈建功。1977年,第一次恢复高考,他作为作家,参与高考阅卷。1978年,他考入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研究所,相当于读研究生,准备攻读解放区金融史,虽然他自己不喜欢,但也是一个出路。

    这时,他去一个朋友家玩,本来是去告诉朋友,自己要去读金融了,结果,朋友不在,朋友的妈妈田林阿姨在家,他就跟田阿姨聊天,谈起这个事。田林当时是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工业组组长,了解他的才华,就问他想不想去新华社当记者。李安定非常高兴,但一担心自己家庭有海外关系,二自己不是共产党员。田林说这都不是问题。那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田林刚刚恢复工作,百废待兴,急需人才,马上安排人,抢在金融研究所之前调到李安定的档案,同时,新华社专门安排考试,由新华社的大记者陆拂为来考。陆拂为曾与穆青一起写过著名人物通讯“为了总理的嘱托”,写吴吉昌种棉花的故事,是新华社的权威。考试要求李安定在两个小时内写出一篇两千字的通讯,他采访过很多“四五”英雄,就写了一篇,陆拂为阅后批了四个字,“人才难得”。

    于是,李安定得以进入新华社国内部工业组。作为组内资格最浅的一员,他没有主动选择的余地,先是跟别人跑纺织部,然后从当时没人采访过的冷门、五机部(兵器工业部)起,开始了自己宏观经济报道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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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李安定,从什么时候,他开始有这种记录历史的念头?

    其实,《车记》一开篇就写到这点,“1982年春节刚过,一个阴云漫天的下午。我如约来到一机部,那是位于北京三里河的一座绿色琉璃瓦顶的楼房建筑群。在电梯里,我正好遇到饶斌部长。‘今天刚收到国务院发文,批准成立汽车工业总公司。我找了几位同志一块儿议一下,请你也来听一听。’走下电梯时,饶斌对我说,‘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你们记者是不是这样说?’后面这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也激发了我的一种使命感――用新闻之笔记下中国汽车的编年史。”
       
    这完全是一个电影场面,《车记》这本书从头到尾,全是这种电影场面。2009年,我看过日本TBS根据作家城山三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集《官僚们的夏天》。电视剧讲的是战败后的昭和30年代(1955年),一批担负国家未来的通商产业省的高级官员们,肩负把战败国日本推向与世界强国比肩位置的使命,如何将当时在国际上毫无竞争力的日本国内汽车、电气制品等产业,引导上高度成长的轨道,以及面对海外企业的冲击,采用开放竞争还是国内保护主义政策的争论。我被那些热血的日本通商产业省高级官员所激动,同时疑问中国何时能够出现这样的作品?
       
    李安定的《车记》就是这样的作品。贯穿中国汽车工业三十年的,也是一群热血人物,从官员到企业家,都是。这些人让我感到热血沸腾,他们经历的事充满了惊心动魄。
       
    更直接产生记录中国汽车工业历史的动因是,李安定在写作汽车专栏的过程中,有时需要回顾过去,他在《中国周刊》的专栏就叫“车市回眸”,回眸就得讲过去,李安定告诉我,“我在讲的过程中才发现,人们对过去根本不知道。我就想到我应该把这个前后过程写下来,又是写历史,实际又是一场辩论。”

    从中国汽车工业引进合资,确定“市场换技术”战略;到第一个合资企业上海大众关于国产零部件的质量认定标准;到轿车要不要进入家庭;到如何发展自主品牌;到放开竞争还是封闭保护;到按经济规律办事还是民族主义大跃进,中国汽车工业三十年,发展的每一步都充满争论,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折腾,说到底就是各种控制权之争,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意识形态与经济规律之间的,种种控制权之争,其实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而汽车工业乃至汽车经济,作为工业文明的结果,其实只有一种规律,这种规律早已经世界汽车发展历史所验证。

    李安定告诉我,《车记》这本书,实际上就说四件事,“一,轿车用引进合资来起步,不这么走,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二,老百姓拥有轿车的权利,这是我最坚持的事;三,入世后的十年井喷是全球化竞争的结果;四、头脑发昏的大跃进无论对自主品牌,还是对电动车都是一种‘捧杀’。”
       
    李安定喜欢做“反对派”,他反对大跃进,反对搞群众运动,反对头脑发昏,反对保护。他强调竞争,强调思想解放,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他特别强调,不要搞“小农经济”,以为意志能够改变现实这种事。

    我对李安定的采访中,每当问及现象背后的原因,他提及最多的就是“小农经济”。百度百科中这样定义小农经济:“也可以说是自然经济,也可以说是自耕农经济,特点:分散性(家庭为单位)、封闭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自足性(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家生活需要和纳税)。”这可以说是农业文明总的经济意识形态。而汽车,作为零部件上万种,波及面非常广,甚至扩展到金融的产业,需要的是合作、开放和互惠,这一切都与“小农经济”思维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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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李安定的书和对他进行采访,我试图对他所做和所写的一切,做出一个总的概括。当我问到他未来关注的问题时,这一点凸显出来,那就是:为大多数人争取权利。可以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一点。
       
    早在1989年,他就是呼吁轿车进入家庭的媒体第一人。他在书的后记中写到,“那时候,如果告诉一个中国人,你的孩子们将获得享受轿车文明的权利,似乎百分之百会被认为是痴人说梦。”今天,家庭拥有轿车已经是常识。每个拥有轿车的中国人都应该读读《车记》这本书,你就会知道,你拥有这种权利,有多么曲折和不易。

    我对李安定印象最深的,是2004年9月,CCTV《实话实说》的一期节目“敢问路在何方?”,当年5月1日,《道路安全交通法》开始实行,关于机动车和行人封闭的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的责任认定问题,社会上争论不休,李安定作为嘉宾,坚决主张法律规定的道路的权利和机动车的权利,他在节目中说,“人和车各行其路、遵纪守法,是道路真正出现畅通和安全这两个结果的根本,如果混淆了路权,在各种道路上,人和车相撞,都要由车来负全责,这点不但不公平而且很难执行的。”

    沈阳市曾在封闭快车道挂出“翻越栏杆撞了白撞”横幅以阻吓行人违法,经过媒体宣传收到立即的显著效果:车流速度提高、车祸数字大降。但后来,这个口号因遭到很多人反对而被拿下。李安定则对“封闭道路撞了白撞”表示认同。他说:“这恰恰是一条保护‘弱者’行人的措施!它能让我们中国这个交通事故大国少死人。这个口号实际是在告诉我们老百姓,全封闭的高速公路和快速路,就是动物园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你故意往里跳,肯定要被老虎吃掉”。言外之意,对这种故意让老虎吃掉的行为,由事先将虎笼封闭完好的动物园给予赔偿,就无异于是鼓励公路自杀者,对守法的司机极其不公平。后来,经过社会大讨论,他的此观点还是对国家修订道路法规产生了一些正面影响。
       
    李安定批评的还有,汽车限号、官员出行交通管制,他认为这侵犯了百姓使用轿车和道路的权利。

    其实,对比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权力”和“权利”是最简单的区分,农业文明一切以“权力”为中心,“工业文明”一切围绕“权利”。

    而“权力”和“权利”的冲突充满这个国度,还远远没有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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